一个质朴纯正的陕北人——梁玉明

       
          梁玉明，何许人也？他是1942年2月出生在陕北延川县文安驿镇梁家河村，祖辈务农出身的一个普通农民。他别无长物，只是从1965年7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，成为一名堂堂正正的共产党员，并多年担任农村一个村子的党支部书记。

　　他纯，是因为他活了七十一年而一直心地纯洁，善良，从不沾公家便宜，心里藏不住个私字。

　　他正，是他心里一直有个正义感，在任何大风大浪面前，他都能站稳脚跟，牢牢坚持正义，从不随风倒。

　　他常对晚辈们说：“我自从面对党旗庄严宣誓的那天起，我就全身心地投入到土地中劳动，从无二心。无不一时地盼望年年能多打粮食，早日改善群众生活，改变家乡落后面貌。”他心中这个理念，坚持了这么多年并一直一步步实践着自己的诺言。

     笔者与他谈及个人经历时，他笑称自己“命运不好”；“生在战火中，长在饥饿中，奋斗在困难中”。总之，他70多年的经历，真正称得上是“动天地、泣鬼神”。

　　梁玉明的祖上就穷，父亲兄弟二人，他为长。父亲从记事起就给财主家放羊，成婚后就靠揽工为生。到梁玉明这一代，他们兄妹5人，4男1女，他排行老二。为了拉扯儿女长大，他父母受尽了艰辛。

       三十年代中期，家乡解放，父亲才分得了一点土地，但全家7口子人，就靠这点薄地根本维持不了生命。他童年就跟父亲在地里点籽，8岁就学会锄地。但再拼命，还是吃不饱肚子。他10岁那年想上学，一则三十华里内没有学校，二则地里劳动又少不了他，一直到他十四岁那年（1956年），文安驿才办起小学。父亲抚摸着他已有1.6米高的头顶，说大哥已到了重劳力的年龄，就送他去上了小学。文安驿区政府离村10华里，他和几个伙伴早出晚归跑着上学。学习时他鼓足劲的学，一遇星期天还要帮父亲在地里劳动，可是好梦不长，他刚上到四年级上学期，国家号召超龄生返乡参加农业生产劳动。梁玉明心里明白，自己求学的美梦该结束了，便第一个报名回到生他养他的梁家河村。那时他年轻气盛，一心想在大跃进年代里为国家多打粮食。

　　当年，大队选他当了团支部书记，他组织了20多名男女青年，成立了“青年突击队”，搬山镇沟修水平梯田，早出晚归天天汗流夹背，总想盼望地里长出好庄稼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第二年，风调雨顺，真的来了个丰收年。就在那一年，不少村子里都缺粮，唯有梁家河村里没人饿肚子。

　　1962年，也正是饥荒最严重的日子。村里人选梁玉明当了生产队长，他带领社员甩开膀子大干。然而，自然灾害严重，浮夸风刮的更重。到了年底一算账，欠收了。有人要他“打一报十”，他拧着脖子，坚决不干。他说：“做人怎么能这样，啥就是个啥，本来欠收，再多报不是骗国家害自家吗！”就这样，他领着社员扎扎实实的拼命大干，奋斗了两年终于度过难关，从此，他这个犟脾气也出了名。

　　1965年夏，党支部书记喜欢上了梁玉明这个犟脾气，在劳动生产中，他只会扎扎实实地下苦，从不说假话。便吸收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，4个月后就被全体党员把他选为党支部书记，老书记向他放心地交了班。

　　　自从入党后，梁玉明就暗暗下了决心，时刻要牢记自己是名党员，干啥都要带好头。党员就要说实话做实事，与人做事都要诚实，农民只有为国家多打粮才能对得起党。在那个年代，梁玉明就以人缘好出名，很善于团结人，最大的特点是大公无私，一心为集体。就在那年，大队分来两名招工名额，其中他自己就是公社点名的对象。但梁玉明想了，能跳出农门，在公家部门发展是好事。但他不能这么做，便推荐了别人，自己决心在农村奋斗一辈子。从而，他一心扑在农业生产上，带领全大队（五个生产队）社员苦干农业，一心想让社员都过上好日子。

　　1966年秋，“文革”正向纵深发展，不少年轻人都跑出去参加造反，串联。他什么组织也不参加，只知道自己有组织，是名共产党员就足够了。他继续坚持领着留村的中老年人春种秋收，保证了社员年年能吃饱肚子。每年过年参加造反的社员都回村了，从他手中领取口粮，使他们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。

　　年轻的生命永远是不可理解的奇迹，在外面造反有几个饿的面黄饥瘦，回来吃上个把月饱饭后，立即变得神采奕奕。队上有位梁玉明要好的社员，动员他去参加“武斗队”，说只要打败另一派，你将来就可在公家门上当个小头目，梁玉明不但谢绝，而且还劝他回村劳动是正路，不要去参与武斗。后来形势渐渐稳定，梁玉明还收到他的几个同学来信，说县上几个单位都在招人，动员他能来报名干公，都被他一一谢绝。他说：“当定农民是我的宿命！”

      1969年初，公社突然通知他，有15名北京知青分到你们队插队落户。梁玉明已在收音机里听到毛主席的这一号召，心里非常高兴。他知道，毛主席是为了让这一大批知青来农村锻炼，将来好为社会主义建设出大力。再说这些北京娃娃都是抱着一腔热血才来陕北的，他们将来的力量是不可顾量的，他们将会给陕北落户的文化、落后的生产带来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。

　　　梁玉明接到通知后迅速组织社员先将他们的食宿安排好，赶着乱驴车才来到县城，接上这15名（男11女4）知青就往回赶，村里人就象过节那样高兴地欢迎他们。然后他将9人分到一队，6人分到二队，同时叮嘱各队长，一定要照顾好他们的食宿安排，要象对待自己娃娃一样对待这些学生。最后他问大家，谁的年龄最小，小名叫大点的男生指着一名瘦高个说：“就他小，才刚16岁。”梁玉明问他：“你叫啥名？”回答：“习近平。”梁玉明说：“那你就留在一队。”因为他家在一队，以后方便照管。

　　　当天晚上，梁玉明就分别为知青召开了会议，介绍了当地的艰苦生活，风俗习惯，简单的方言。此后他就主动为知青当翻译，帮着他们怎样劳动，怎样生活……

　　　经过一段时间熟悉，知青们很快和社员建立起了感情，互相学习、帮助，梁玉明在此做了大量的工作。首先从生活上关心爱护他们入手，再教他们生产劳动方法，和他们多谈心，开导他们少想家，既然来了就安下心来，多把你们的文化知识传授给我们这些陕北人。特别对年龄最小的，梁玉明就是偏爱，请他到自己家吃饭，多拉家常。在梁玉明的关爱、引导下，知青们很快稳住了心，进入劳动、生活角色。

      但那毕竟是个单调的年代，农村没电，又看不上电影，没有任何文化生活，晚上只有在煤油灯下看自己带来的书。知青们面对无法看到尽头的插队生活，有几个知青内心时常充满着落寞和孤独。梁玉明面对现实，经常找他们谈心，给他们讲现实，谈将来社会一定会发展，讲毛主席党中央在延安13年的艰难困苦生活，仍然打败日本侵略者。特别是延安圣地的故事知青们最爱听。

　　　梁玉明只是想，用自己并不丰富的表达能力，能劝导他们把插队的路子走下去，能让他们安下心来就是胜利。他用自己的人格魅力为人处事。知青们对他的评价是：可亲，心地善良，一心为集体，从不谈个人生活困难。在谈及帮教知青过程中，他说：“我记得在1970年秋季，有名知青回了趟北京，回村后在村口遇见我，当他一见到我时，就气愤地对我说，他再不回北京了。我问为什么？他说，回去是有家不能回，还把我当成氓流。我点头表示理解，并把他谦让到我家去休息，我担水回来做了饭，一块吃了晚饭。因他年龄最小，想家是很正常的，回去北京受到冷落也是可以理解的。因为在当时那个年代，他的家庭一时被落入低谷。”开始劝导他几句后，就拿出他妈妈给梁玉明来的信，递给他看，信的大致内容是：梁书记，你好，你今后不要再让近平回北京了，我把近平就交给你了！你要好好教育他，帮助他度过难关。习近平看完信后说：“我妈妈说的很对，我到咱村来就是要听你的话，你是党支书，你今后就多批评帮助我吧。以后我不再回北京，好好在梁家河扎根，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教育。”

　　　梁玉明听后很受感动，便又开导了他好多道理，要求他把带来的书好好读完，将来一定能派上用场。两人当晚拉了半夜的话。从此，梁玉明和习近平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，走的更近了，经常在一起劳动，谈天说地，拉家常谈理想，谈论国家大事，同时梁玉明自己从习近平的文化理念中学到不少知识。

　　　当年，大队为知青修了个知青院5孔石窑，梁玉明家与知青院成了邻居，习近平有空就往他家跑，有啥心里话就对他说。当时接触他最多的就是习近平和刘平生。1972年，村里知青全走了，就剩习近平一个人，因为习近平爱农民，有文化有学问，村里男女老少都爱往他住的窑里跑，每天晚上，常常是一窑的人，爱听他讲山外的事。支书梁玉明也不例外，常说近平见多识广，比他懂的多的多。经过一段时间观察，老梁觉得习近平不光有理想有抱负，而且目光远大，言行一致，是个培养的好苗子。从此，他就重点培养他，对他讲党的组织、党的光荣使命。经过一年的锻炼与考验，梁玉明认为他成熟了，具备一名共产党员的标准，鼓励他写了一份入党申请书，并在支部会上作了宣布，不几天就让他填了入党志愿书。当时习近平说：“你有热情介绍我，我也有决心入党，但就怕上边不会批准。”

      支部大会表决通过后，形成了决议。梁玉明立即将习近平的志愿书和支部决议一并送到公社党委。当时那位书记对梁玉明说：“你梁玉明可真胆大，现在这种形势，你敢把黑帮子弟介绍入党。”梁玉明不紧不慢地说：“不是我胆大，是毛主席的政策胆大。”该书记说：“毛主席哪有这个政策？”老梁说：“中央的政策有一条，父母有问题不能株连子女，重在个人表现。再说习近平的父母谁给作结论了？”这位书记不高兴地说：“我没有看过这个政策，我不能批！”梁玉明也有些不高兴，“你这个官没当好，连政策都没学好，怎么能作好工作。”两人你一言他一语，最终还是把支部决议退了回来。

　　　回到村里老梁把情况告诉了习近平，并鼓励他别灰心，申请你继续写，看他批不批。习近平笑着说：“我就知道他不会批。”此后，习近平热血在沸腾，加入党的决心更加坚定，先后又写了9份申请书。梁玉明拿着他的10份申请，步行跑了往返三趟公社。第三次遇见新任公社书记白光星。他看完10份申请，梁玉明的介绍和支部的决议，笑着说：“梁玉明，你把政策把握的很好，也是个敢于负责的有心书记。过几天我到县上开会，向县委申书记请示汇报后再定。”梁玉明总算较满意地回村了，他又告诉习近平：“别灰心，有希望了！”

　　　事过不到十日，梁玉明接到县上通知：县委申书记要找习近平谈话，习近平按时到了延川县委。时过10多天，习近平的入党事宜终于批复了。梁玉明接到通知立即告诉了习近平，并说：“你的党龄从支部大会通过之日算起。”近平激动地拉住梁玉明的手说：“梁书记，真是感谢你了，没有你这样有心的支书奔跑，我是入不了党的。”梁玉明很真诚地说：“你要感谢党，感谢党的好政策！不要谢我。”

　　　习近平入党后思想更加成熟。梁玉明心想，近平还缺少实践锻炼，必须得给他创造个锻炼平台，自己不是推卸担子，而是让贤。心思想定后，又跑到公社找到白书记，谈了自己的想法，受到白光星的赞扬，同时说：“那你必须担任大队革委会主任，积极配合支持近平的工作，多给他出主意。”得到党委同意后，他立即召开了支部大会，宣布了习近平上任，那是1973年底。

　　　从此，习近平在中国这个最基层的党支部书记位子上做起，尽量施展着他自己的优秀才干，一心为群众谋福利。打大口水井，解决了全大队人畜饮水难，修地打坝获丰收，解决了群众吃粮难，学沼气办沼气，家家都能用上沼气，解决群众烧水做饭难……一行行一件件，群众看在眼里，享受在身上，梁玉明喜在心里。当然，习近平每实践一件事都离不开梁玉明的支持。人们都说梁玉明是好人，“你真是扶上马又送一程，从不记回报。”

　　　1975年中旬，习近平同志结束了他在梁家河7年的插队生活，分别时他含着泪对全村人说：“我在咱村劳动了七年，最大的收获有两点：一是让我懂得什么叫实际，什么叫实事求事，二是劳动培养了我的自信心，这是我受益终生的东西。

　　　此后，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理想，迈进北京清华大学的校门去深造。随后社党委又让梁玉明接回支书这负担子，直至1997年因年老自动退下位子，先后任村干部35年。

      习近平离开梁家河村后，从上学到参加工作，梁玉明坚持多年给他写信，一则鼓励，二则慰问。当习近平在政治舞台上每上一个台阶，梁玉明都会激动的心情久久难平。但习近平也是同样，从来没有忘记扶自己上马的梁玉明和全村群众，每次给他复信中都要关心全村人的生产、生活和村里经济建设。同时，坚持每年春节给全村每户寄张贺年卡，表示诚心慰问祝福。

　　　几十年过去了，梁玉明先后几次被习近平邀请到厦门、福州、云南和北京家中做客和他交谈，但多数老梁都是为村里拉高压电、修学校，汇报村里群众生活。习近平尽力都一一解决。村里也有个别人为个人之事去找习近平解决，但梁玉明在习近平面前从来没有找过麻烦，从来没有提出过个人的私事要求。

　　　2009年，习近平来延安调研，第一个就是接梁玉明到延安宾馆见面，在交谈中一再询问他有啥个人要求，梁玉明说：儿女自有儿女福，现在党的政策这么好，我和儿女家家都过的很幸福，你就放心吧！

      梁玉明还是梁玉明，还是高风亮节、德高望重的梁玉明。这是习近平同志当着陪同他的省、市领导面这样赞扬梁玉明的。

　　 事实确实如此，梁玉明在70多个年轮中，是平凡的一生，他默默无闻的象头老黄牛，只忠于党，忠于他终生热爱的黄土地。但值得人们尊敬和敬仰他的是：在那种混沌的年代里，坚持党的标准原则，坚持用延安精神去教育人、培养人，起步，为党为国家介绍培养了一位国家栋梁人材。